高艳芳
姜维，大连人，1950年出生，9岁就被辽宁省戏校录取，1969年初，参加盘锦文工团的组建工作，同年在大庆体验生活时，因参与井喷抢险，被授予“英雄黄继光再现”称号，并因此光荣入伍。1980年转业到大连，因等待了8个月依然没有被分配工作，拿着妹妹干临时工挣的400元钱，在大连动物园门前开了一家“照照看”摄影摊亭。1984年4月13日，姜维领到了全国首家私营企业执照。1984年9月，《经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介绍姜维的“改革把他推上了光彩的岗位”。1990年，姜维定居日本。1992年4月初，江泽民访问日本，接见了他。 1998年4月，胡锦涛访问日本，也接见了他。在北京金朗大酒店14层，笔者采访了个头不高、带着眼镜的姜维。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上书“中国大连人”。他说，定居日本将近10年，但在中国呆的时间比在日本多，因为大连和北京都有他的企业。 姜维这次回国，获得了国家授予的“光彩事业贡献奖”。全国只有25人获得此项殊荣。这是全国个体劳动者的骄傲。 无须讳言，如果时间倒回20年，青年人拿到一纸单位分配通知书是难以言表的激动，它标志着人生极为重要的“自立”，意味着要真正开始“为人民服务”了，如果迟迟分不到工作，决心、希望、计划、幻想都会破灭，只要有一线就业希望，也不会去干个体。姜维没有想那么多，拿着妹妹干临时工挣的400元钱开了“照照看”摄影摊亭，成为大连动物园大门口的一景 记忆把姜维拉回到1980年，他从战斗了11年的部队回到大连市，那会儿中国正在拨乱反正。等待了漫长的8个月，大连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迟迟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姜维萌生了干个体的想法。卖点什么呢？卖羊肉汤试试？当时买一只羊是14元钱，用大桶煮好后，一碗卖两元钱，兴许也能赚点钱。要不给游人照相看看？姜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学习过一段时间，摄影技术应该说没有问题。 那时，城里年轻人的理想十分现实：留城当个小青工，一沓钞票捏手中，早早找个好对象，甜甜做个安乐梦。所以能在国营单位找个饭碗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所以当听说姜维要干个体时，父母极力反对，认为干个体就跟没职业一样，再等等或许会等来工作。但姜维的妹妹支持他，妹妹悄悄把做临时工挣的400元钱给了他，姜维现在还记得这400元钱是妹妹用一条花手绢包着送到他手里的。 姜维用这400元钱买了一台120“海鸥”相机、一台洗印机、一台放大机。选择大连动物园门口作为摊亭位置，他让当时大连的十大书法家之一的沈延毅先生为摄影摊亭题了一个匾：“照照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姜维起这样的名字是别有用意的，因为没有人认为干个体是光彩的职业，他们是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个体户的，起名“照照看”，就是让人们试探性地到这里来消费，照相不满意没关系，可以重新照。 1980年底，“照照看”摄影摊亭在最寒冷的一天开业了。一个熟人路过，姜维害怕地躲在树后，这位朋友还是发现了他，说：“你躲什么？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你比我强，你看我，在单位呆着并不舒服，人际关系不好处；在家里吧，每天只能喝二两酒，多一两也不行，为什么？没钱！多一两就透支了。你多好，自在灵活。”姜维心里感到透亮了许多。 照一张彩照收费2元钱，能赚1元钱，一张黑白照片收费1元钱，能挣7毛钱。第一天，姜维赚了3元钱，现在看这3元钱实在微不足道，但他那时感觉3元钱沉甸甸的。晚上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部队回来的战友，一个月工资也不过50元钱，我如果每天赚3元钱，一个月下来就是90元钱，太“厉害”了。 姜维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发大财的感觉。那一天，即1981年5月1日，风和日丽，来大连动物园的游人相当多，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太阳西下，姜维一直没有闲着。一天都是站着，脚掌肿起1厘米。 当天晚上回到家，姜维把装满零钱的口袋交给母亲，他感觉这一天的收入比以往都多。姜维从来没有数钱的习惯，每天都是回家后母亲和妹妹帮着数。姜维问妹妹：“你猜我今天挣了多少钱？”妹妹根据以往每天的收入，说：“五十？”姜维摇摇头，尽管他没有数钱，但他想远不止这个数，“一百？”妹妹又说。全家人坐下来一起数钱。天哪，竟然是500元钱！一天就挣了500元钱！这是真的吗？姜维都傻了。他把桌上的钱捧起来撒了一屋子，妹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全家没有想到能挣这么多的钱。 业无高卑志当坚。尽管命运对自己不垂青，但姜维认为，生命的闪光，不在于职业是否显赫，而在于自己心中有没有激情，有没有光和热 为了多挣钱，姜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吃完早饭，7点钟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大连动物园门口“照照看”摊位，把摊位布置好，时间就到8点钟了。中午他基本上是吃一个包子，白天几乎不敢喝水。为什么？怕上厕所，万一上厕所的工夫来了客人不就丢了买卖吗？ 在大连动物园门口办照相摊位的共有七个个体户，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每天晚上7点钟一起收摊。之后，哥儿七个结伴骑车一起走，骑到大连最繁华的一条街——天津街的尽头，每人要来两份“焖子”吃，一毛钱一碗，就跟北京的灌肠差不多。摊主是个老太太，每天晚上老远瞧见他们，就这样嚷：“大户来了！”为什么称他们为大户，因为别人都是吃一碗，他们每人吃两碗。吃完“焖子”，就各自回家。 回到家的姜维并不轻松，尽管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他还要呆在简陋的暗房里冲上一个小时的胶卷，趁晾晒胶卷的工夫，再抓紧时间吃口饭。到晚上11点钟，家人都休息了，胶卷也晾干了，又开始洗相片，将相片放在水里泡，这时已经到凌晨了，姜维上床睡一会儿觉。凌晨4点钟，父亲起床为照片上光。5点钟，母亲起床将照片一一放在小纸袋里，直忙活到早上6点钟姜维起床。那时，由于日复一日的过度劳累，姜维天天盼下雨，因为只有下雨才能“允许”自己休息一天。 一天，姜维的摊位前来了一个侏儒，转了半天不离开，姜维主动上前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迟疑了一会儿，说今年已经29岁了，因为身体严重驼背、矮小，长这么大一直没有照过相，但特别想照一张照片。他去了大连市的七家照相馆，没有一家愿意为他照。他问姜维：“我这样的人，照出相片来真的很难看吗？” 姜维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街心花园，那里有一排小松树，将他抱起来放到小松树的后面，让他把手放在小松树上。姜维退后几步，趴在地上选景。黑镜头里的小伙子一点看不出是驼背，后面是渤海饭店。第二天，小伙子来取照片，看过照片，他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照过照片，从照片上看我自己，就像正常人一样，我很高兴。我是一个工人，因为身体的缺陷，别人看不起我，我几乎对生活绝望了，是你让我重新有了信心。”姜维讲：“这张照片留作纪念吧，你不用给钱了。”小伙子哭得更伤心了。 姜维的买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1983年初，社会上对个体户的非议很多，姜维的执照被有关部门没收了，他在大连动物园门口的摊位不得不关张。 然而，胡耀邦的一篇讲话使他重新振作起来。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会见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代表时，发表了著名的《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他说：“社会上对自谋职业者有不公正的看法。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荣豪迈的！”在胡耀邦讲话的鼓舞下，姜维在大连市中山路租了一个占地一平方米面积的“门脸”，每月租金60元钱，让大连的书法家于植元先生题了一块匾：“姜维影书社”，1984年1月1日，姜维又干了起来。 挫折对于弱者，往往是泯灭意志、甚至是导致消沉的深渊，而对于强者来说，是塑造自身的刻刀。1984年4月，姜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与外商合资创办了光彩实业股份公司。销声匿迹27年的私营企业重又出现在印有国徽的文件上，姜维的人生也因此染上了独特的神采 1984年2月份，香港一位姓廖的商人到大连视察，廖先生听说大连有一个叫姜维的个体户很能干，提出想见见他。姜维在大连市领导款待廖先生的宴会上见到了廖先生。 廖先生对姜维说：“香港人特别佩服祖国大陆的个体户，有出息！听说你是搞照相的，这样好不好，我有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不赚你的钱，成本价，19．8万元给你一台。”姜维当时就出了一脑门子汗，心说：“天哪，19．8万元，我不吃不喝也没有这么多钱呀。” 回到家里，姜维想，国营可以搞合资，我们个体户能不能搞合资呢？廖先生出设备我们出场地、人力，这样的合资不是很好吗？当姜维第二天把想法告诉廖先生时，廖先生很高兴。然而当姜维在兴致勃勃地咨询合资的手续时，大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有关人员的答复泼了他一身凉水：《中外合资法》规定，个人不得与外商合资，因为个体没有法人资格，不能签字。 心灰意冷的姜维又来到了北京找各大部委咨询，住在母亲熟悉的一个叔叔家。每天，他都要跑到有关部门，就自己合资的有关事宜查找资料、进行咨询，但没有一点希望。一天，这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给了他一张票，说人民大会堂有一场青年联欢会，可以去看一看。姜维背着相机就去了。在会场，许多年轻人在跳舞，一位中年人问背着相机的姜维“你是哪个报社的？”“我不是报社的。”旁边的警卫马上警惕起来：“你不是报社的是干什么的？”“我是个体户。”中年人笑了：“干个体户光荣。”后来姜维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就是王兆国同志。 有一天，姜维正在叔叔家里休息，来了一个人，把他带到北京台基厂X号院。警卫林立。走进一栋楼，绕过一个很大的长廊，来到了一个书房，一位白发老人端坐在那里，他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王老讲：“我听人说过你，我今天有一下午的时间听你讲故事。”姜维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用4个小时的时间，讲了自己坎坷的从业经历，当讲到自己在大连动物园门口的摊位执照被人没收时，王任重拍案而起：“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如果人民还过不上好日子，我死不瞑目。” 王任重最后问：“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 “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谈谈合资的事情。”王任重立刻给当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任局长写了一封信：兹介绍大连很有理想的青年与你见面。第二天与任局长的见面，使姜维的命运有了实质性的转机。1984年4月1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姜维颁发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1984年8月10日，姜维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与外商合资创办了光彩实业股份公司。 1990年，刚进不惑之年的姜维因业务去日本，在一次晚宴上，结识了一位29岁的日本女翻译，互生好感，喜结良缘。现在，妻子是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的一个儿子4岁、一个女儿两岁。 笔者问：“时代发展到今天，您认为个体户在社会上有地位吗？” “地位？我看还是没有地位，没有位置。在一些有面儿的场合，如果你说自己是干个体的，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当然比过去好一些。20年前，人们百分之百会认为干个体的没好人，好人不会干个体。现在观念变过来一些，但个体户社会地位还是不高。” “您认为现在个体户的外部环境宽松一些了吗？” “当然，比过去好多了，不再有那么多的刁难。我也想对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提一点忠告：我不主张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为了充大款向国家贷很多的钱搞生意，这是挖国家墙脚。其实，现在很多所谓的商人，都是拿着国家的贷款在那里‘造’，吃喝玩乐。不能因为国家有好的政策就坑国家。” “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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